死亡人数增加，未必意味着人们变得更不健康。恰恰相反，当更多人避开婴幼儿夭折、传染病和中青年早逝，能够活到七八十岁甚至更高年龄，死亡便会向老年阶段集中。 中国正在接近的“死亡高峰”，本质上不是某种突发灾难，而是人口年龄结构长期变化的结果。它早已埋在几十年前的出生数据里，只是随着庞大出生队列逐渐老去，轮廓开始变得清晰。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完整年度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死亡人口1131万，出生人口792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2.41‰。死亡人口相当于出生人口的1.43倍，年末全国人口减少339万，降至14.0489亿。 从2022年开始，中国人口已连续四年减少，累计减少771万。比总量变化更值得关注的，是年龄结构正在迅速改写。 2025年末，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2365亿，占总人口15.9%；0至15岁人口占16.4%，二者只相差0.5个百分点。若把年龄线放到60岁，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2338亿，占比23%。 这意味着，中国每四个人中就有接近一位60岁以上老人。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的相对位置发生变化，医疗、养老、照护和劳动力供给都要随之调整。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张震教授与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李强教授的研究认为，中国将迎来以老年人为主体的人口死亡高峰。模型推算显示，年度死亡人口可能在2061年前后达到约1900万，预测区间为1557万至2242万，随后才会逐渐回落。 这个数字不是对某一年的确定预言，而是根据出生队列、存活率和年龄别死亡率作出的长期测算。真正决定曲线形态的，是三个彼此交织的人口因素。 最强的一股力量，来自历史出生人口的巨大波动。1949年至1958年，中国出现第一轮出生高峰；1963年至1972年，第二轮高峰更加明显，1963年出生人口达到2954万，此后多年保持在2500万以上。 20世纪80年代，前一轮出生高峰人口进入育龄期，又形成一轮规模较小的出生高峰。过去那些庞大的出生队列，如今正依次进入老年阶段。 人口学有很强的队列特征。某一年出生的人多，即使这一代人的健康水平不断改善，几十年后进入高龄阶段的人数依然会更多，最终离世的人数也会相应增多。 第二股力量，是存活率提高。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均预期寿命约为35岁；2025年已提高到79.25岁，比2020年增加1.32岁。 预期寿命延长，是医疗卫生、公共健康、营养条件和生活水平改善共同带来的成果。婴幼儿死亡减少，成年人更少过早离世，越来越多人能够进入老年和高龄阶段。 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年龄别死亡率可以继续下降，年度死亡人数却可能上升。前者反映个人生存机会改善，后者反映老年人口基数扩大，两者并不冲突。 第三股力量，是时期死亡率继续下降。它并不是把死亡高峰往上推，而是在削减峰值、延后死亡时间。 医疗进步能够减少可避免的死亡，却无法取消生命终点，只会让更多死亡发生在更高年龄。三股力量叠加后，死亡曲线不会像出生曲线那样剧烈跳动。 不同年龄、不同队列的变化会相互抵消，使全国死亡人数呈现持续抬升、较长时间维持高位、随后缓慢回落的形态。死亡高峰因此更像一段漫长的结构变化，而不是突然出现的尖峰。 它的主体也将越来越集中于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慢性病让这种变化更加值得重视。 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病造成的死亡，已经占居民总死亡人数的八成以上。不少疾病过去可能迅速夺走生命，如今借助药物、手术、透析和长期健康管理，患者可以带病生存多年。 寿命延长的同时，失能、失智和多病共存人群也会增加，医疗需求将逐渐转向长期管理、康复护理和生命末期照护。这场变化还与少子化相互叠加。 2025年出生人口只有792万，明显少于死亡人口。年轻人口补充速度放慢，意味着未来抚养、照护和公共服务的承担者相对减少。 婚姻数据已经出现一定回升。2025年全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676.5万对，比2024年增长10.8%，但一次年度反弹还不足以说明出生趋势已经逆转。 住房、教育、托育成本和就业稳定性，仍会影响年轻家庭的生育安排。育龄女性规模下降，即便生育意愿有所改善，出生人口也很难迅速回到过去的高位。 全国育儿补贴制度已经实施，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至3周岁。2026年度已有超过2500万人获得补贴，相关政策正在与托育服务、生育保险、个税扣除等措施配合，降低家庭养育成本。 不过，人口结构是几十年累积形成的，无法靠单一补贴在短期内改变。生育支持的重点不只是发钱，还包括稳定就业预期、增加普惠托位、减轻教育和住房压力，让家庭敢于作出长期安排。 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同样明显。2025年末，16至59岁人口为8.5136亿，占总人口60.6%；按照15至64岁的国际常用口径计算，劳动年龄人口为9.6848亿，占比68.9%。 劳动力总量仍然庞大，但结构已经发生变化。2
